一江之隔，两大展览——贝聿铭、陈逸飞的回顾展在上海浦江两岸于4月26日同一天对外开放，这看似一种巧合，但或许并非偶然：贝聿铭（1917-2019）与陈逸飞（1946-2005）艺术设计与创作实践虽分属不同领域，却共同根植于上海，两人的艺术成就深刻诠释了中国文化基因与全球文明的对话。
1983年，贝聿铭和陈逸飞在纽约相遇，这张合影，定格了一个富含文化意蕴的瞬间。
1983年，陈逸飞（左）贝聿铭（右）在美国合影
黄浦江东岸，浦东美术馆“时代逸飞：陈逸飞回顾展”现场，陈逸飞的少女雕塑
2025年4月26日，地处浦东滨江的上海浦东美术馆“时代逸飞：陈逸飞回顾展”展出现场，陈逸飞脱胎于“海上旧梦”油画人物的少女雕塑身姿窈窕，身着旗袍，一手鸟笼，一手香扇，凝望着窗外奔流的黄浦江。
江对岸，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贝聿铭：人生如建筑”展在同一日开展，展览现场以一副贝聿铭的圆框眼镜为始，上面是贝聿铭的一句话：“人生如建筑，如建筑是生活的镜子。”
事实上，圆框眼镜很难不让人想起二三十年代上海滩的那些文人风流，无论是才华横溢的才子徐志摩，还是画家刘海粟、傅雷、林语堂，几乎都选择了圆框眼镜。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贝聿铭：人生如建筑”现场，贝聿铭的圆框眼镜，1960年代
其实无论是香扇，鸟笼，还是眼镜，都只是一个象征，再往深处追溯，共有的则是贝聿铭与陈逸飞与近现代海派文脉的渊源。
隔江相望的两场展览，不仅是对两位名家的致敬，更揭示了一场关于海派文化如何塑造现代性，如何面对传统与当下，如何通过跨界实践反哺现代城市与文化的宏阔对话。
陈逸飞的“大美术”跨界实践和贝聿铭的现代主义建筑探索，从上海美专的素描教室到国际饭店的摩天楼剪影，两人的成长轨迹与艺术成就深刻诠释了海派文化如何以开阔的胸襟孕育创新，又如何以中国文化基因对话全球文明。他们的艺术人生，也映射出上海作为文化枢纽的独特角色：它既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守望者，也是全球现代性的接纳者。
1983年，陈逸飞在纽约哈默画廊举办个展时（左图），贝聿铭曾专程前往支持并参观，并留下一张珍贵的照片（右图）
贝聿铭与陈逸飞的直接交往记录有限，但二者在艺术追求与文化情怀上的关联却十分耐人寻味：尽管两人年龄相差近30岁，但上海浦光中学的校友身份与上海的城市记忆成为他们精神联结的纽带。1983年，陈逸飞在纽约哈默画廊举办个展时，贝聿铭曾专程前往支持并参观，并留下一张珍贵的照片。这张照片也在此次的“时代逸飞：陈逸飞回顾展”呈现，这一细节不仅体现了二人的同乡情谊，更折射出两位艺术家对跨文化表达的相契与认同。
贝聿铭与陈逸飞的早年教育均根植于上海，而且，耳濡目染着这座城市融合东西方文化的独特气质。
1935年，贝氏家族于上海福开森路（现武康路）贝祖诒住宅（属中国银行所有）的花园中合照，后排：贝聿铭（左三）、贝祖诒（左六），坐者：贝聿铭祖父贝理泰（左五）。©版权所有，由贝洽提供
上海是贝聿铭青少年成长之地，也是他的建筑梦想发源之地。
贝聿铭早年就读的上海青年会中学（后改名为上海浦光中学）注重西式教育，而家族背景（苏州贝氏）又赋予其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这种双重性使其在哈佛求学时既能融入现代主义潮流，又能以东方美学重构空间哲学，上海近现代建筑与苏州园林的古典美学共同塑造了他的空间哲学，尤其是上海国际饭店——这座1934年的亚洲第一高楼，以其哥特式装饰艺术风格激发了他对现代主义的向往。正如“贝聿铭：人生如建筑”展览的策展人所说：“对贝聿铭来说，国际饭店的落成代表了新一代中国人投身到上海的城市发展之中，激发了他的家国情怀。他选择从事建筑事业，也带有一定‘实业救国’的情怀。他们那一代人对中国文化和民族性的深刻认识，让贝聿铭不仅仅把现代建筑视为西方的概念，更思考如何将现代主义融入中国的建设中。”
国际饭店旧影
陈逸飞于1957年进入浦光中学（今同济黄浦设计创意中学前身），在美术老师施南池的指导下开启艺术启蒙，其早期素描与写生作品已显露出对光影与构图的敏锐感知，可以说，其艺术基因根植于海派教育的多元性，又与上海美专的写实主义训练密不可分：孟光画室的“情理相融”、哈定画室的线条美学、张充仁的欧洲学院派基础训练，共同构成了一套既重技法又重文化自觉的教学体系。师从这些居住在上海的留法艺术家开放的文化视野，与后来的美术学院苏式素描教学是完全不同的，使得他既习得欧洲学院派的写实技法，又融入中国传统艺术的写意性（如《占领总统府》的史诗构图与细腻光影）。1980年代留美期间，他通过修复西方名画深入研习古典技法，同时以“水乡”系列将江南意象推向国际，成为中西艺术对话的“心灵之桥”。归国后，陈逸飞提出“大美术”理念，将艺术延伸至电影（《海上旧梦》）、时尚（Layefe品牌）与公共雕塑（《东方之光》），其跨界实践呼应了上海在改革开放浪潮中的城市更新需求。
青年时代的陈逸飞
2025年4月开幕的两场展览，既是这二人个人艺术生涯的回顾，也是海派文化现代性路径的镜像呈现。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人生如建筑”展，以逾400件手稿、模型与影像，追溯贝聿铭从上海到全球的建筑轨迹。展览重点剖析卢浮宫改造项目，通过设计图纸揭示其“现代性谦逊”的理念——玻璃金字塔既是对历史的致敬，亦是对功能的革新。
东方文化的现代性转换在他的作品中一直或隐或显，以1968年起为纽约康奈尔大学设计艺术博物馆时，贝聿铭不仅呈现出自然景观之美，还特别设计了一条通往峡谷边缘的地下通道，灵感或来自《桃花源记》的“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他的这一巧思日后在日本美秀美术馆的设计建造中得以实现。
展览还呈现了贝聿铭在哈佛设计研究生院的硕士毕业论文设计的中华艺术博物馆图稿，选址即在上海的新市中心。他的导师格罗皮乌斯称赞这一作品设计的独立庭院天井花园和素净的中式围墙，既凸显“中国建筑的特色”，亦“无损前卫的设计概念”。事实上，上海与苏州的双城经历，使得贝聿铭在其后的设计中始终平衡“历史原型”与“现代演绎”，无论是卢浮宫玻璃金字塔以几何形态对话古典建筑，苏州博物馆以光影建筑或粉墙黛瓦重构现代园林空间，都是如此，凸显其文化寻根与创新并重的设计哲学。
贝聿铭，《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建筑硕士论文中“上海中华艺术博物馆”设计的剖面绘图》，1946年。由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弗朗西斯·洛布图书馆提供。
1965年的贝聿铭
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
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2006年）与陈逸飞的“水乡”系列油画（如《故乡的回忆》）从内核来说，其实均以江南文化为母题，前者以混凝土与光影重构园林意境，后者则以油画光影复刻水乡诗意，通过不同的文化艺术形式完成着传统美学的现代转译。
陈逸飞的“水乡”系列油画局部
浦东美术馆“时代逸飞”展以四大板块串联其艺术人生：“成长岁月”聚焦早期红色经典（如《黄河颂》）；“海上风华”展现江南水乡与都市叙事；“大视觉时代”则通过电影、时尚杂志等媒介，凸显其“艺术即生活”的理念。展览特别还原了陈逸飞的书桌与创作现场，并联动上海国际电影节放映其电影剪辑，强调艺术与城市的共生关系。而让策展人冯远最感慨的则是陈逸飞上世纪90年代在美国功成名就之后选择回到上海，“我认为陈逸飞作为东方艺术家的文化根脉和家国情怀，起了决定性作用。”
陈逸飞创作“海上旧梦”系列油画时
陈逸飞的“大美术”与贝聿铭的“建筑即生活”均体现了海派文化的核心特质——兼容并蓄的胸襟与跨界实验的勇气。
2025年的陈逸飞与贝聿铭双展，不仅是对两位文化艺术大家的缅怀，更是对海派文化生命力的验证——在浦东美术馆的《玉堂春暖》与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卢浮宫模型之间，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跨越媒介与时空的文化自觉：传统无需固守，创新不必割裂，真正的现代性诞生于开放与融合之中。
正如陈逸飞所言，“艺术是城市的呼吸”，而贝聿铭以建筑为镜，映照着生活的无限可能。这两场展览，不仅是历史的回响，更是未来的序章——它们提醒我们，海派文化的生命力，就在开放胸襟下的创新实验与文化自觉。
坐落于黄浦江西岸的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左侧有烟囱的建筑）由原上海南市发电厂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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